來源：燃次元
又一位互聯網大佬從CEO位置上退下來。
4月7日，京東集團發布消息，劉強東將不再兼任京東集團CEO一職，京東集團總裁徐雷升任。根據公告，劉強東將把更多精力投入到長期戰略設計、重大戰略決策部署、年輕領軍人才培養和鄉村振興事業中。
36氪披露說，劉強東卸任京東集團CEO之后，他仍會參與京東每月SEC（戰略執行委員會）會議、經營分析會等，不會徹底遠離公司業務。
徐雷是一位京東老員工，2009年1月正式加入京東，期間，短暫加盟百麗后，2013年，徐雷回歸京東商城，全面負責市場營銷工作。2014年底，徐雷兼任無線業務部負責人，全面負責無線業務的研發及運營工作，之后他還擔任過京東集團CMO、京東商城輪值CEO、京東集團總裁等職務。
“劉強東的管理風格很強硬，同樣，也關注每一件事的具體進展，所以，他手下的高管都不輕松。”一位接近京東的人士稱。
因此，在業內人士看來，選擇徐雷接捧，顯然是劉強東對徐雷充分“信任和認可”。
事實上，不僅僅是劉強東，近兩年來，隨著互聯網大廠的更新迭代，互聯網大佬已經陸續退居二線。互聯網江湖中流傳的“BAT”（百度、阿里巴巴、騰訊）與“TMD”（字節跳動、美團、滴滴）中，已經有馬云與張一鳴從CEO或者董事長的位置上退下來了。
2019年9月，出身財務的張勇接棒馬云；2021年3月，黃崢宣布辭任拼多多董事長，由現任公司CEO陳磊接任；2021年5月，主掌人事的梁汝波接任字節跳動CEO，張一鳴宣布卸任。互聯網大潮造就的弄潮兒，只剩下丁磊、雷軍、馬化騰、李彥宏等大佬活躍在公司一線。
這些或退居二線或“垂簾聽政”的互聯網大佬們，都曾引領了互聯網浪潮的發展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互聯網行業的一個發展歷程，并深遠地影響著互聯網企業的發展。而更讓外界好奇的是，劉強東之后，下一位退出前臺的，將是誰？
不過，對于互聯網尤其是這些互聯網大廠而言，跳出創始人視角看時代，或許能看到更多可能性。
中國有句老話，打江山難，守江山更難。對于接班的二號人物來說，可能最重要的不是創新，而是開拓并穩固好局面，并在適合的時候尋找第二創新曲線。
大佬退下，二號人物上位
徐雷接班早有征兆，他在2018年年中成為京東商城CEO，就開始全面負責商城日常工作開展，他力推京東新的定位，從“零售和零售基礎設施提供商”到“以供應鏈為基礎的技術與服務企業”。
2019年，京東商城陷入了用戶增長停滯、營收增速放緩等困境，并且因為創始人的留學事件，京東形象受到重創。此后，不管是2020年6月京東二次上市還是京東商城年會，劉強東隱退，徐雷走到前臺。
徐雷接手京東商城業務之后，大力調整了業務，并進行了多項人事改革，據《21世紀經濟報道》，2019年上半年，京東內部管理層持續動蕩，多位CXO先后離職，劉強東更是一周內罕見連發多封內部信，解釋取消快遞員底薪、強調“混日子的不是我兄弟”等。
在此情況下，京東開啟了盈利之旅，拓深微信一級入口獲客效率，持續探底下沉市場，徐雷帶領團隊重獲用戶與營收的高增長，并在2020年獲得盈利。
2021年9月，徐雷接過劉強東的總裁接力捧，進一步匯集資源，掌控全局，同時也預示著更大的挑戰與難題。
在日前披露的京東2021年第四季度財報及全年報，第四季度，京東凈營收為2759億元人民幣（約合433億美元），同比增長23.0％；歸屬于普通股股東的凈虧損52億元（約合8億美元），而上年同期凈利潤為人民幣243億元。
相較于阿里巴巴、拼多多，京東2021年財報表現亮眼，但難掩虧損，尤其是新業務虧損。
根據燃財經獲悉的消息，京喜拼拼的業務開展并不順利，先后陸續退出了福建、甘肅、貴州等省市。一位社區團購人士說：“供應商、優質倉庫等已經被興盛優選、美團和拼多多占據，京喜拼拼需要花費更大成本爭奪。”
京東的海外業務也頗為艱難。根據燃財經從接近京東人士獲悉的消息，京東海外市場拓展不利，在北美的市場已基本砍掉，其他海外市場已經收縮了。而在京東人事調整之前，阿里巴巴已經將蔣凡調至海外業務板塊，統籌速賣通、lazada等海外業務，應在重推海外市場。
當然，京東依然是極具想象力的互聯網大廠之一。作為最像亞馬遜的中國電商公司，因為自建物流體系以及優質的服務和質量商品保證，資本市場對京東充滿想象力。
據新浪財經統計，2021年中概股寒冬之下，京東集團市值全年跌幅（2021年初市值與年末市值對比）僅19.93％，而阿里巴巴同期跌幅為47.16％，拼多多跌幅為66.53％。
當然，這并不代表京東毫無壓力。近期的裁員風波，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著和其他互聯網大廠一樣，京東依然艱難。擺在徐雷面前的，依舊是如何保持合理的增長以及解決增長放緩帶來的諸多現實問題，比如如何控制成本，如何重新實現盈利。
實際上，除了徐雷，其他接捧的二號人物同樣各有各的故事，敢于打仗以及碰硬與真問題是一些接班的二號人物的風格。
每一位二號人物都是打過硬仗的。比如阿里巴巴的張勇，因為家在上海，但每次去杭州工作都住酒店，住過好幾年，他一手主導了淘寶的無線化轉型，并且開發出了“雙11”這樣的大促節日。
也比如梁汝波，外界幾乎很少聽到他在大公司業務爭奪上的硬仗，但對于字節跳動來說，更大的硬仗在組織內部而不是外部。
梁汝波在接捧張一鳴后，對字節跳動進行了大張旗鼓的調整。2021年11月，字節跳動宣布組織架構調整為抖音、大力教育、飛書、火山引擎、朝夕光年和TikTok六大業務板塊，頭條、西瓜、搜索、百科以及國內垂直服務業務并入抖音。資源更集中，各業務自主權也更大，這些在業內人士看來，都將影響字節跳動未來的可能。
互聯網員工“迷信”大佬
與大佬共事，曾是不少人進入互聯網行業最大的動力。
80后的林興陸經歷了互聯網的從無到有。一直在互聯網行業摸爬滾打的林興陸對互聯網行業有著自己的認知，在他看來，每個階段都會誕生幾位“被神化”的“互聯網大佬”，這些互聯網大佬引領了互聯網時代的發展。
“我那時候就是因為在電腦上打開WPS看到了求伯君和李明，才萌發了入行互聯網，當工程師的想法。”程序員林興陸回憶說。求伯君有“中國第一程序員“之稱，而李明也是中國IT技術發展值得大書特書的人物。
時代大潮推動一個個風云人物走向公眾視野。“很多人崇拜喬布斯是后來知道iPhone、iPod之類才了解，像我們很早認識到計算機發展史，就對這些人有了解，但風云人物也是在變化之中的，比如求伯君、李明，現在年輕人很少知道了，包括喬布斯、史玉柱，都是起起落落的。”林興陸說。
如果說，中國互聯網最早期，人們崇拜的對象是技術大牛、程序員，但到了2010年代，締造巨大財富與商業利潤的商業大佬成為了人們的崇拜對象。
2013年，馬化騰、雷軍、李彥宏、陳天橋首次亮相兩會，同一年，馬云被邀請進中南海，討論《政府工作報告（征求意見稿）》。
2014年，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在烏鎮舉行，那屆大會的主要議題包括促進空間互聯互通，彼時，互聯網觀察家方興東熱情洋溢地宣稱，“全球互聯網從美國為中心的上半場，開始進入中國為中心的下半場。”
而下半場最大的標志就是中國互聯網企業興起，互聯網企業家話語權的擴大，他們成了規模數萬人企業的精神教父。
這些精神教父也創造了巨大的財富。根據“挖數”統計，2009-2018年，福布斯中國大陸富豪榜前十榜單中互聯網行業的人越來越多，其中馬云分別在2014年和2018年榮登首富。2015年有6位互聯網富豪進入前十，除了馬云、馬化騰和李彥宏，還包括雷軍、劉強東和丁磊。
高瓴資本創始人張磊在《價值》一書中回憶那個激蕩的時代時寫道，創業者、企業家群體有可能成為改變中國的力量，他們善于學習、努力勤奮，有著從“死亡之組”突圍的拼搏精神，敢于白手起家，探索競爭中取勝的可能性，同時，他們在實踐的歷練下更加富有理性，在復雜混沌中有著清醒的眼光。
在阿里巴巴官方紀錄片《造夢者》中，馬云被塑造為一個歷經挫折、碰壁的求知者，一個布道者，他數次北上尋求投資，都被拒之門外，不得已去國外尋求融資。他揮舞大棒，巡視辦公室，也在辦公室內滔滔不絕地演講，用“上市”“全世界”“前無古人”等詞語來召喚出大家的信心。
在2018年的阿里巴巴相親日上，有人問及對馬云的評價時，一對員工情侶說，他們從大學就開始關注馬云，他代表了一種精神，一種堅持不懈、鍥而不舍的精神。更有員工說，“馬云是我們的神，偶像。”也有人說，馬云是真正的企業家。每年的雙11，一些阿里員工會拜馬云，拜雙11，期待業務大爆發。
而另一位字節跳動的早期前端工程師則對創始人張一鳴印象深刻。他說，他對張一鳴提到的宏大愿景“改變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”有著尤為深刻的印象，“互聯網已經走過了20多年，技術、界面、價值、信息，如今這4大要素無一不在發生著重大變化”。
互聯網大佬的成就有目共睹。吳曉波曾說過，互聯網造富這一代，是真正的白手起家，他們并沒有改革開放初期的政策紅利，也缺乏資本積累，但他們依靠巨大的勇氣、持續的耐心投入，以及對技術的信心，獲得了成功。
林興陸很贊同吳曉波這一觀點，在他看來，值得學習的不是具體的人，而是其精神，“如果認真學習喬布斯精神，對產品的要求會很嚴格，或者學習Google的企業精神，對技術洞見會很領先。”
互聯網不需要“大佬”
不過，沒人會想到，“造神”來得如此猛烈，但坍塌與崩潰也隨后而來。
互聯風大佬的“人設”崩塌來得很快。比如2019年馬云說過，“996”是福報，以及裁員是向社會輸送人才等言論，惹得年輕人反感，以往稱呼“馬爸爸”的網友甚至拋棄了馬云。
京東的劉強東則曾陷入負面新聞，讓京東的形象大受損失，此后，劉強東便低調行事，不再拋頭露面。
王興喜歡在飯否上發表動態，被稱作“王興的精神自留地”，他在2021年5月發表了一首唐詩，但隨即遭到外界與資本市場猜疑，并一度讓美團跌去千億港元市值。幾個月后，王興清空了飯否的動態。
現在的年輕人已經失去了對互聯網大佬的崇拜，他們只關心，工作環境以及薪資待遇。
“期權都沒人信，還談什么人格魅力，大家都在談總包多少錢。”一位大廠的員工說。他舉出了拼多多以及滴滴員工期權糾紛的案例。
期權曾是互聯網企業給予優秀員工的褒獎，它象征著財富與企業的深度綁定，意味著超額的財富，但在行業環境下，這筆財富已經變得不確定。
大佬的隱退似乎預示著一個冰與火時代的消退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平淡發展但缺少談資的互聯網，少了點朋克味兒，但也僅此而已。
而令人擔憂的是，大佬退位后，這些上位的二號人物，壓力并不小。
2021年5月，張一鳴辭去字節跳動CEO，交給梁汝波，他在交接的內部信說，“科技公司面臨的外部環境正在變化：虛擬現實、生命科學、科學計算對人類生活的影響都已逐步顯現......這些因素決定了字節跳動需要突破業務的慣性去探索。”
但這一探索現在變得尤其艱難。時代已經變了，互聯網公司變得前所未有的龐大，外界環境也風云莫測。
2018年，阿里巴巴員工數量就已經達到10萬人，字節跳動在2021年達到10萬人，2021年底，美團估計也達到了10萬員工規模，根據騰訊在2021年第四季度財報估算，公司擁有11萬名員工。
這與互聯網公司追求的去中心化、扁平的管理理念越來越遠，而“996”等加班文化以及盛行的PUA文化，猝死、性侵等丑聞加劇了人們對互聯網企業管理的擔憂。
2021年下半年，中概股泡沫破滅，加上宏觀經濟影響，互聯網各大公司業務增長都陷入了瓶頸，裁員收縮變成了常態。
這一定程度上意味著，互聯網已經不需要“大佬”，需要的是更腳踏實地的管理者。
很早之前，馬云曾給投資者寫信，他說：“我們不是靠某幾項技術創新，或者幾個神奇創始人造就的公司，而是一個由成千上萬參與者們共同投入了大量的時間、精力和熱情建立起來的一個生態系統。”
這當然是一個理想的狀態。留下一套制度以及文化，而不是幾個人，更能讓公司長久保持活力與發展的動力，尤其是在遭遇逆境的時候。畢竟當一臺機器高速運轉時，它可以忽略小毛病繼續往前走，但速度慢下來時，任何細微的小問題都可能造成致命傷害。
這也使得接捧的這些互聯網二代掌門人，肩上的擔子都并不輕，畢竟，如今的互聯網大廠，各有各的難處。
